去年中秋，我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跋涉一千多公里，乘坐飞机、火车、汽车、摩托车等各种交通工具，回乡探望母亲。那天黄昏，在摩托车的颠簸中，远远望见村庄，竹林边升起了袅袅炊烟，我认定那是母亲的炊烟。母亲见到我非常欣喜，直埋怨我没有给她打电话，也没有准备，不然杀一只小鸡给我吃。
    

  母亲的小屋非常简单，但非常干净，三间瓦房，一间是堂屋，一间是厨房，一间是卧室，收拾得窗明桌净、井井有条。母亲原住的小屋是父亲留下来的，一到梅雨季节就潮湿，夏天闷热，冬天透风。2009年春天，我和故去的长兄出资翻盖了小屋，地板做了架空防水层，装上空调、卫星电视，添置了冰箱和液化气，从此母亲再不受潮受热受冻，安享晚年了。但母亲从没用过液化气，坚持用柴火灶，主要原因一是嫌液化气费钱，二是她对柴草无法割舍的感情。
   

  母亲今年84岁了，农村有句古话“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她常自嘲阎王不请她。母亲一生命运多舛，幼年丧父母，寄养在姑姑家，青年多次遇饥荒，儿女又多，我父亲患长年慢性病，丧失劳动能力，全年靠借贷度日，她只能终日劳作不止，晚年相继丧失老伴和爱子，但老人家面上看不出有多少人生的悲伤和欣喜，一直从容淡定。
    

  勤劳是母亲的标签，无论是大集体时代，还是分田单干。她是一把劳动的好手，田里的手工活，如平墒、上肥、播撒、育秧、割稻、脱粒，她不亚于一个壮劳力；忙完农活，立即回家做饭，喂孩子，养禽畜；夜深了，还要纳鞋底，缝衣衫。母亲还承担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家务，就是拾柴草。
   

  庐桐交界处的乡间，做饭的燃料主要是稻草，草木灰也是很好的地肥。但因为李家人口多、劳力少，分的柴草也比较少，根本不够烧的。拾柴是一项重体力活，也是一项技术活，母亲是有名的拾柴大王，一是寻生产队田里遗失的稻草，二是拔田埂上露头的黄豆根，三是铲塘埂下的苔藓，晒干了，像棉花一样蓬松，久烧不灭，特别适合煨药汤。母亲还到岱鳌山和桐梓山上寻松枝、砍茅草，像一只勤劳的松鼠，总是把院子里堆得满满的。特别是冬雪之日，看邻居无柴可烧，母亲总是慷慨借给他们几捆，来日还与不还，也不在意。母亲的身影最远到达桐城的龙眼山里，那里属大别山区，集体管的也比较松。有一年冬天，连日大雪，柴草烧尽，连床铺草都烧光了，无柴可烧，一大家子人只能吃生米。母亲一个人带着扁担绳子砍刀，天不亮出发，踏着没膝积雪，向西步行10个小时50多里，饿了就啃一口黄梁面团，渴了就抄一把雪放在嘴里。到了山边，才发现柴草早被就附近村民捡没了。母亲顶着寒冷和饥饿，再往黄甲乡方向走了七八里，在暮色中，砍刀翻飞，手脚不停，不一会就捆起了一百多斤的木柴。母亲片刻不敢停歇，必须在天亮之前赶回。因为白天，从城关到孔城的大路上，有两处联防队的关卡，要是被抓住了，没收了柴火不说，还得挂牌游街，头顶着“破坏集体林业资源”的帽子。等回到家里已天大亮了，母亲瘦弱的身子随着那捆柴，重重地摔在院子里，不省人事。多年以后，我问她：“是什么力量支撑你跑一百多里的夜路呢？”母亲嗔道：“还不是当年你们这一帮小鬼，个个张嘴要吃的，有米也煮不熟饭，就是杀头也要想办法养活你们啊。”
    

  我在煤城定居后，把母亲接过来住了一段时间，尽力讨老人家开心，但她不快乐。她不说，我也明白，她听不到虫鸣鸟叫，闻不见花香草香，见不到跛三爷和瞎大妈，吃什么饭菜也不香。母亲执意回到了那个小村，每天的工作就是喂鸡、拾柴，把场院里的柴火垛堆得满满的。
   

  那天，母亲见到我就非常开心，说现在柴火又多又好啊，到处都是，还有上好的马柴（大块木柴），不用费大劲就能拾到，多好啊，于是拱手念道：“真是要感谢咱们共产党。”看我不太理解。母亲说：“要不是共产党，我们还在过苦日子，什么柴草都砍光了，哪轮到我老太婆去捡呢。”

  母亲说：“今天过中秋节，我来做个山粉圆子烧肉，小时候你最爱吃的。”

  我说：“妈，我来烧火。”就坐到灶下，扯起一把茅草和松枝，小心送到灶堂里，红色的火焰升腾起来，散发着一股草本和木本植物的清香。大锅里，花白的红薯粉在母亲翻炒下，渐渐变成黑褐色，大块五花肉滋滋作响，油亮油亮的，这是母亲的厨房美味，也是最好的中秋美食。

  有母亲在，老家在，炊烟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