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早年时期就挑起了整个家的重担，每天早晨在饱饱地吃完母亲做的荷包蛋下面后，便早早地挑着扁担走出家门，傍晚时才从窄窄的小巷尽头踏着轻快的步子归来。

那时的我常常靠在门前，目送着父亲挑着扁担到几十里外的蔡家岗去卖馓子，到田家庵新淮菜市场卖豆芽，又总会在夕阳西下时，看父亲迈着矫健的步子归来。

父亲一回来，不等挑子放稳，我们兄妹几个就急忙到筐里找好吃的，这时的父亲总笑着说：“孩子们，别急，都有，都有！”至于有什么，细心而疼孩子的父亲每次给我们带的吃食都不一样，尽管简单便宜，但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小孩子更容易满足。我们得到的常常是一包炒花生、几袋葵花籽、一袋面粑粑糖、两个面包或者三块大麻饼……各自品味着心中美味时，我们一只手拿着往嘴里塞，一只手在下颌底下接着，生怕掉在地上而浪费了，这些食物可是父亲的肩膀日久天长磨出老茧后的劳动所得。

父亲的那根扁担大约五尺多长，中间宽而鼓，两头扁而尖，是自家屋后那棵枣树做的，因为被汗水和雨水浸渍过许多遍，细密的年轮尽显沧桑，通体油光发亮。刚记事时，我就常竖起扁担量自己的身高，再同样比划着同父亲的差距，并且用粉笔一次次地画上记号，小大人似的跟父亲    说：等我长到跟爸爸一样高时，一定替你分担。父亲总会咧嘴自豪地笑起来，那中间有辛苦付出而得到理解的满足和欣慰感。

除了用扁担挑东西做些小生意以贴补家用，那根枣木扁担还是父亲随身不离的劳动工具。白天下地，父亲总是用它翻红薯秧，担粪肥，挑土筑田垄。闲时，把它往树边一放，做个枕头；累了，抱在怀中，拄着它小憩；妹妹小时嚷着要下地，父亲就一头一个，挑着、晃悠着，岁月在静水流深中悄然飞逝。

待我长大十二三岁时，也有力气干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开始尝试着接过父亲一直挑着的扁担，第一次从家里往田里挑粪肥时，不到二里地，一路不停地左肩换右肩，右肩再换到左肩，两三趟下来，肩膀已经磨得通红，并且隐隐作痛起来。父亲说：“一根扁担，就是一副担子。既要挑得起，又要挺得住……！”我咬咬牙，同跟在后面的父亲说：“我可以，挺得住！”从那以后，那根扁担在我肩膀上的时间渐渐多于父亲，我逐渐意识到承担起一个家意味着什么。

周末回家，离得老远就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在挑着什么，稍稍走近些，又是闲不住的父亲在把去年的稻子挑到水泥路上晾晒，扁担还是那根扁担，父亲已挑得有些颤颤巍巍，我走到跟前将扁担一头的袋子抱下来一袋，改为父子两人同抬一袋，这样重量会轻些，父亲迈在前面的脚步明显踏实了许多，我将捆粮食的绳子往我一边挪了些，试图减轻父亲一边的重点，父亲瞬间从肩上感受到了，回头又捋了过去。我再偷偷地移过来，父亲又给拽了回去……如此反复几次后，我的眼眶湿润了，父亲肩上的担子从未放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