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是红军长征以后留在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组成的一支抗日武装。自成立之初就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在军部设立了战地服务团，专门负责文艺创作和宣传工作。服务团深入前线，用快板、歌曲、话剧等通俗易懂的形式，向官兵和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

1938年深秋的皖南山区，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演员们正在油灯下赶排新剧，远处不时传来隐约的炮声。但排练场内的年轻战士们都全神贯注地打磨着每个动作，每句台词。这支由上海救亡演剧队改编而成的文艺队伍，用戏剧去构筑起另一条抗战防线。

戏剧成为最锐利的文化武器。战地服务团改编的《放下你的鞭子》在苏北巡演时，常有农民观众登上舞台痛打“汉奸”。这种艺术与现实的交融，让戏剧成为生动的抗战动员课。李增援创作的《红鼻子参军》在苏中连演百场，直接推动数千名青年报名参军，文艺作品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战斗力。

新四军每收复一片土地都要建立文化哨站。1941年春，苏北盐阜抗日民主政权成立仅三个月，就创办了57所小学，3所中学，在硝烟中搭建起知识的庇护所。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在阜宁成立时，茅盾、贺绿汀等文化名家穿越封锁线前来任教，将现代文艺的火种播撒在抗日战场。

新四军在文化建设中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通过报刊、戏剧、歌曲等形式，大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揭露日寇的残暴行径，激发军民的爱国热情。文化工作成为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为部队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在文艺创作方面，新四军坚持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创作了大量反映抗战现实的作品。农民诗人陈登科创作的“手执红缨枪，眼观八面方，站岗放哨查路条，保卫新家乡”传遍江淮大地。这些作品语言朴实，感情真挚，深受群众喜爱。

在文化普及中，新四军创作出了独特的符号系统，例如木刻家赖少其创作的《抗战门神》取代传统年画，持枪战士与春牛并置的画面，将保卫家乡与农耕文明完美融合。音乐家何士德将江南小调改编为新四军军歌，让古典音韵承载革命理想。这种文化嫁接使新思想获得了最广泛的传播基础。

新四军重视文化教育工作，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仍然坚持开办学校，培养大批文化骨干，他们也成了新中国文化建设的中坚力量。抗大五分校采取“游击教学”模式，树林做课堂，膝盖当书桌，培养出3000多名军政干部。江淮大学在“反扫荡”中坚持办学，白天隐蔽行军，夜间挑灯授课，这种特殊的教育，不仅提高了部队的文化素养，也为新中国的建设储备了大批人才。（王传军）